結婚移民德國的女人，愛無界教你怎樣教育孩子，要不你會被人笑

我租住的是一棟三層小樓，房東名叫瑪麗，是個寡婦，一個人帶着兒子約翰尼生活。一天，我到瑪麗房間交房租，看到約翰尼正熱火朝天地坐在電腦前玩射擊遊戲。瑪麗好像對此並不反對，一邊和我聊天，一邊關注着“前線”的戰況，及時為約翰尼頒佈口頭嘉獎令。

在媽媽的鼓勵下，傢伙越戰越勇，捷報頻傳：報告媽媽，我又過了一關!報告媽媽，我換裝備了!就在這時，瑪麗突然對兒子叫道：“約翰尼將軍，請馬上停止戰鬥!”約翰尼馬上按下暫停鍵將遊戲定格，扭過頭來一臉迷茫地望着媽媽。我也十分不解，只見瑪麗臉上毫無笑容、嚴肅地説：“剛才那架飛機，明明一枚導彈就能將它擊落，你為什麼要用3枚導彈?你知道一枚導彈的價格是多少?至少300萬馬克!你知道現在世界上還有多少人餓着肚子等待救濟?你……”

約翰尼的臉漲得通紅，淚水在眼眶裏直打轉，眼看就要大哭起來，可媽媽絲毫沒有妥協的意思。我連忙説這只是遊戲而已，不必那麼認真。“打遊戲也要節約子彈。”瑪麗根本不買我的賬，一直到約翰尼低頭認錯並且保證以後打遊戲不再浪費時才善罷甘休。

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原以為只有我們中國人才重視孩子的成長教育，現在看來並非如此。正如台灣著名企業家喻世偉先生所説的那樣，在歐美一些發達國家，父母為了培養和鍛鍊孩子，往往抓住孩子生活中的過失，隨時隨地進行教育，決不姑息和遷就，因為他們的教育針對性強，很少空談大道理，所以往往更具實效。

愛心比金錢更重要
有段時間，約翰尼對中國的毛筆書法產生了興趣，天天求我教他寫毛筆字。我自然不願放過這個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機會，於是欣然答應。這天下午我和瑪麗帶他到一家華人開的書店去買宣紙和毛筆，剛走到街頭，就見到一位乞丐蹲在街角正對着約翰尼笑。約翰尼猶豫着掏出口袋裏的錢，對媽媽説：“媽媽，我想把買筆的錢送給這位叔叔。”還沒等瑪麗説話，我連忙抓住他的小手説：“別這樣，約翰尼，這些人都是騙子。”約翰尼疑惑地望了我一眼，輕輕掙脱我的手，繼續對母親説：“媽媽——”還沒等他説完，瑪麗就微笑着鼓勵道：“去吧，約翰尼，你讓媽媽感到驕傲。”

望着孩子的背影，我忙將自己在國內的種種被騙經歷告訴瑪麗。瑪麗一直很認真地聽着我的話，等我説完了，只見她對我抱歉地一笑，説：“謝謝你的提醒，但我認為約翰尼的想法應該得到鼓勵。正如你所説的那樣，有很多乞丐好吃懶做，專門裝出一副可憐相騙取大家的同情，可是如果我們禁止約翰尼這樣做，他就會錯誤地認為人與人之間是自私和冷漠無情的，畢竟，愛心比金錢更重要。”

約翰尼的勞動節
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，約翰尼都要自己帶着拖把、抹布等勞動工具在樓道打掃衞生，從不間斷。在國內時經常聽説歐美國家的很多孩子為了掙零花錢，常常為自己的父母或別人打工。我以為約翰尼也是如此，可一問才知道約翰尼這樣做完全是義務勞動。這讓我既驚訝又感到迷惑不解，順便説一下，“約翰尼將軍”只有9歲多一點，左腳有點跛。平時空手上下樓都不大方便，拖着重重的勞動工具更是搖搖晃晃舉步維艱，每次都累得面紅耳赤氣喘吁吁，讓人於心不忍。可他偏偏拒絕任何人幫忙，生怕別人把他的“美差”搶走似的。天下哪有這麼狠心的母親，請一個清潔工不就完了嗎，幹嘛非要這麼為難自己的兒子呢?

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去找瑪麗理論，誰知瑪麗的一番話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作為母親她當然最明白兒子行動的不便和勞動的艱難，但決不能去幫他，否則會讓孩子的心靈受到傷害。因為他寧願自己困難也不願別人因為腳跛而可憐自己。現代社會，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，約翰尼因為腳跛，會失去很多優勢，因此必須磨鍊自己的意志，培養百折不撓、不怕失敗、不怕困難的精神。而且，打掃衞生的任務還是他自己主動申請的，沒有人要求他這樣做。他還將這兩天定為自己的勞動節呢!

瑪麗的語氣很平淡，可是我卻久久不能平靜。我想起我們中國的那些小皇帝們，衣來伸手飯來張口，父母稍微照顧不周就大吵大鬧，很多孩子讀到高中了卻仍然讓父母為自己洗內褲洗襪子，相比之下真是令人既擔心又汗顏。更可貴的是，約翰尼義務勞動既無老師命令也無家長要求，純粹出於自願，非但如此，還別出心裁地將週六週日作為自己的勞動節，可見是真正以勞動為樂，絕非心血來潮、沽名釣譽，而這得需要瑪麗多少潛移默化的教育啊。想起在國內時，作為一名小學教師的我，為了培養學生從小愛勞動的習慣，經常以家庭作業的形式要求學生在公共場所義務打掃衞生，並且要家長簽字。可結果如何呢，不但一些學生敷衍塞責、草草打掃應付了事，就連很多家長也是表面贊同內心不以為然，説我多事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兩次世界大戰後，作為戰敗國的德國都能克服重重困難再度迅速崛起，同時我的眼前似乎有無數奔馳車呼嘯而過，耳邊似乎傳來世界盃賽場上德國隊橫掃千軍的吶喊!有這樣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，德國的繁榮和強大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
那一夜，我失眠了……
八點四十一分
有一次瑪麗和我約好禮拜六去市政廳廣場玩，臨出發時瑪麗突然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，請她幫忙查閲一些資料，然後再用傳真發過去。沒辦法，瑪麗只好請我帶着約翰尼先走，説好八點四十分在市政廳廣場東邊第二個長椅處會合。

我帶着約翰尼到廣場後，一看已經是八點二十分了，心想查閲資料那麼麻煩，瑪麗肯定不能準時來了，於是便和約翰尼痛痛快快地到處遊玩起來。過了一會兒，我看了一下表，八點四十分，回頭向馬路上望去，只見瑪麗正一路小跑往這邊趕。我心裏好笑，幹嗎那麼着急呢!這不正好嘛!這麼想着，也領着約翰尼向第二個長椅走去。

這時瑪麗也跑到了我們面前，只見她兩腮通紅，額頭掛滿了汗珠，氣喘吁吁地對我們説：“上帝保佑，總算沒遲到。”説完抬腕看了一下表，這一看不打緊，只聽她啊的一聲尖叫，我心裏一驚，心想難道她有什麼重要的事忘記了?正琢磨，見瑪麗深深地給我和約翰尼鞠了個躬，充滿歉意地説：“真對不起，到底還是遲到了一分鐘。”我看了一下表，分針剛剛移到八點四十一分的位置，心想這有什麼呀，不就一分鐘嘛!於是就很隨意地説：“沒關係，一分鐘而已。”可是瑪麗並不放過自己，彷彿犯了什麼天大的錯誤似的，連聲向我們道歉，直到我假裝要生氣了才罷休。

這件事給我很深的印象。怪不得以前聽人説德國人的時間觀念非常強，做什麼事説好什麼時間就什麼時間，就像瑞士的鐘表一樣準。